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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人口的跨区域、跨国流动日趋频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国际移民大潮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批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形成新的向海外迁移的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海外的第一代移民早已结婚生子，其子代逐渐成长起来并步入社会。近年来，有关华商新移民，特别是华商企业的代际承继与发展问题，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通过对华商企业在父与子两代之间承继与发展的比较分析，也成为理解当代华商成长与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俄罗斯华商作为海外华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是在改革开放后陆续进入俄罗斯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经过40多年的发展，在俄华商不仅有行业分化、阶层差异，也有代际发展变化。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在俄华商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系统研究，相关成果颇丰，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俄华商企业的整体概述。俄罗斯学者亚·格林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俄华商的整体发展情况，认为在俄华商中有59%从事商业，17%从事建筑业，其他分别为农业、森林工业、加工制造。方雄普等学者则认为华商在行业上集中于批发、零售贸易，其经营场所集中于远东和莫斯科等地的大型市场。二是在俄华商企业成长发展问题的探讨。如宁艳红认为华商最初大都从摆地摊、出售服装、小百货、食品等小本生意开始。致富后，他们开始投资饭店、酒店、房地产业等。三是在俄华商生存发展机制分析。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俄华商中的大多数人是将“市场”作为主要活动场所，其自身成长很好诠释了“族裔经济”的发展历程。同时，华商关系网络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嵌入关系，是华商生存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于涛等学者则认为，华商主要依靠以“强关系”为主导的关系网络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这种移民网络也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发生在地化适应。应该说，上述研究对了解在俄华商特别是第一代华商企业的整体情况及其发展特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不过，当前对在俄华商企业代际承继与发展的专题性深入研究仍不充分。而对该问题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能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当代华商群体40多年来的成长发展，特别是华商企业的整体发展情况、规律性特点与代际承继和变迁等情况。

基于此，笔者于2019年9月至12月、2022年5月至7月，先后两次前往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重点对从事汽配生意的山西籍商人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跟踪式田野调查，并对65名商人及其子代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基于这些资料，笔者从跨国主义的视角，对在俄华商企业在父与子两代之间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代际差异化发展、阶段性特点、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试作考察，通过华商企业的代际承继与发展问题探讨俄罗斯华商群体的新动态、新气象。

一、走出国门：第一代华商的形成及其经营活动

在俄华商的主体是20世纪90年代中俄跨国贸易迅速发展时期渐次成长起来的。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人员交往也日趋频繁。在民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利用两国物价的巨大差异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将皮衣、羽绒服、鞋类、计算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进行易换和售卖，由此也催生出中俄跨国贸易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华商群体——国际“倒爷”。通常，国际“倒爷”会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乘坐中俄国际列车进入俄罗斯。其间，列车每到一站，他们就将车窗打开与前来换货的俄罗斯人进行交易，这样便形成了中俄跨国贸易史上较为特殊的“站台贸易”。早期的赴俄华商自身并没有组织，大都三五成群，其从业者较为多元，有学生、商人、无业者等。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回，并将在俄所见所闻分享给国内亲朋好友。于是，“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之类极其夸张的说法随之传播开来，吸引了更多中国商人赴俄淘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站台贸易”不仅较为严重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行驶与站台秩序，还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不久便被俄方取缔。随后，华商逐渐从俄罗斯各地的火车站进入城市中心，开始在各类市场中摆地摊、租摊位，从事小商品批发与零售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商也因籍贯与从事行业的不同形成了许多小群体，如主营鞋包、服饰等生意的浙江商人，做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从事家电、五金等买卖的东北商人等。本研究重点以经营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为考察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一群体，是因为汽配零售与批发行业是在俄华商所涉足的重要商业领域之一，其从业人员众多，所占市场比重较大。而在众多从事汽配生意的华商中，又以山西籍商人为主，其地域性和行业性特点表现得较为充分。以小见大，通过他们的成长发展，可以窥视在俄华人商业企业及其发展问题。

与绝大多数在俄华商一样，早期从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也是以零售与批发生意为主业。位于伊尔库茨克市区富兰克大街的法兰杜那市场（俗称老市场，俄语为ФортунаГранд）与西北近郊车里雅宾客街的中国城区域批发零售中心（Китай-город），是其主要活动场所。最初，在市场上做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只有十几人，后来达300多人，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展经营领域，形成了其特有的商业形态与经营模式。

（一）经营领域及其行业分化

早期在市场中从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大都依托俗称为“瓦罐”的商铺开展零售业务。尽管他们既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也没有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经营理念，但由于中俄两国物价的巨大差异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仍然可以在跨国经营中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并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可观的财富。随着从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数量不断增多，加之同质化的经营领域，导致整个汽配市场趋于饱和，利润空间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山西商人之间也在主打产品、销售品类等方面进行了差异化管理。比如，在后续赴俄的商人中，有的继续做着汽配零售生意，有的则开了轮胎专营店，或者卖起了底盘件、发动机件等。与此同时，一些商人开始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从事其他生意，如五金工具零售、家用电器专卖等。此外，华商群体的逐渐壮大与族裔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诸如卢布兑换、货运代理、超市和饭馆等服务性行业。这样，山西商人逐渐形成了以汽配零售与批发行业为核心，以货币兑换、物流运输、货运代理等为辅助，家电零售、餐饮、超市等其他行业相配套的行业结构体系。

（二）以“强关系”为主导的商业网络及其经营策略

结合调查可知，基于家族、宗族、乡亲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是山西商人开展市场经营的重要资源与工具。由于早期的实体零售生意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人力资源，加之受中俄跨国贸易中市场环境的影响，初入俄罗斯打拼的山西商人大都采取了家庭手工作坊式经营，即由兄弟或夫妻合伙一起开店，丈夫或兄弟做老板，妻子或另一个兄弟做会计兼出纳，至多再雇佣几个老乡当小工。在这种非亲即故的人际关系背景下，雇工可以为老板提供廉价劳动力，老板则为雇工提供工作、教给他们安身立命的技术，并在他们希望自立门户时帮着寻找合适的店面，赊借店铺产品，提供资金支持等等。由此，“做雇工”与“当老板”形成了相互支持和彼此需要的互惠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相对封闭且独立的族裔劳务市场，进而支撑起商人群体的经济活动。除在个体店铺中实行家庭手工作坊式经营之外，整个商人群体形成了所谓的“同乡同业”商业策略，即“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从事着相同行业”的经济现象。在“共同致富”目标的驱动下，群体成员之间在劳动力、货源组织、商品售价等方面，共享市场信息，互通有无。这些做法既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维护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整体商业利益，也能稳步扩大在跨国族裔竞争中的市场占有份额。

这样，凭借以“强关系”为主导的商业网络与群体特有经营策略，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草创走向成熟。发展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他们逐渐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占据了当地汽配市场中近7成份额，在中俄之间建立起一套“进—销—存”的跨国式商业网络，而且发展成为中俄跨国贸易市场中实力强劲的一支华商队伍。

二、父业子承：在俄华商企业的代际承继及其时代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华商子代逐渐成长起来并进入职场。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仍选择“子承父业”，继续留在族裔劳务市场就业创业。他们或是直接接手自家店铺生意，或是在家族企业担任部门经理或其他重要职位，并凭借着以“强关系”为主导的商业网络开展商业活动。就其经营领域而言，既有继承与延续其父辈行业，如从事汽修、汽配、物流运输等生意，也有在原有经营领域中开拓新领域，如拓展汽修、货代等业务。不过，与父辈的传统零售模式相比，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只做线下实体生意，而是开始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进而不断开拓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就经营销售模式而言，主要分为两种。

（一）开网店抢占跨境电商市场

近年来，随着中俄跨境电商市场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国内电商行业的兴起，很多年轻人开始在俄罗斯各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做起电商生意。CJJ是商人子代中较早从事线上销售生意的商人之一，他介绍了自己电商生意的成长之路：

父母他们是“老古板”，一直做实体生意。网购刚发展起来那会儿，眼看着同龄人开网店很赚钱，自己却干着急。接手了家族生意后，我马上转型做起了跨境电商，在OZON（俄罗斯本土电商平台）与速卖通（淘宝国际版）都开了网店。几年下来，不仅拥有了稳定的客户群体，日常销量还翻了好几番。

由于早年活跃于中俄跨国市场中的老一辈商人大都年事已高，对新的销售模式不感兴趣，使得活跃于跨境电商市场中的商人主要是那些有过线上销售经验的商人或是头脑比较灵活的华商子代。与偌大的消费市场相比，从事电商生意的商人规模和数量相对较少，整个电商市场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山西商人群体中的年轻人便抓住了俄罗斯电商行业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迅速抢占了跨境电商市场，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根据对从事跨境电商的山西商人的调查可知，与线下实体经营相比，线上网店销售有几个明显优势。首先，线上销售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较小，灵活度与自由度较高。线上网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顾客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选购商品。此外，在OZON和速卖通等电商平台上发布的商品直接面向整个俄罗斯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终端客户，年轻人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与世界各地的客户做生意。其次，经营实体店铺，除了要交纳房租之外，店铺的装修、物业管理、水电等事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与之相比，经营网店可以省下房租、水电等开销，从而降低商品售价。

当然，经营好一家网店也绝非易事。比如，在销售方面，线上网店要制定适合的经营策略与发展规划。以OZON平台为例。如果用“汽车尾灯”为关键词在平台进行搜索，首页显示出来的，往往是销量最好、评论最多的几家乃至十几家店铺的产品。如果一家店铺综合排名比较靠后，其产品很难被顾客看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经营者要想办法增加其店铺综合排名及其产品曝光度。为此，访谈对象CJJ花费大量精力去主推店铺中竞争优势比较大的“轮胎”与“汽车底盘件”两类产品，试图以此来带动整个店铺的客流量、销量。同时，访谈对象CJJ还设立“新人礼金券”“消费累积券”“会员打折福利卡”等店铺福利，并在俄罗斯多个法定节日推出优惠满减活动，通过多让利方式来吸引更多客户。在成本与投入方面，经营网店也需要进行店铺装修、维护、推广和宣传等工作。访谈对象CJJ告诉笔者，自己网店的头像和背景均是请别人专门设计的，仅此一项就花了2000多块钱。而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自家网店的产品，他还做了日常推广与宣传业务，每个月要花费几千到几万块钱不等。此外，从网店的线上申请到日常运营，都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俄语交际能力，特别是在与顾客沟通环节上，对俄语读写能力要求较高。上述种种都提高了线上销售的准入门槛。

（二）朋友圈卖货、“直播+卖货”等营销方式不断推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移动通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华商子代营商者开始通过微信朋友圈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线上卖货。调查时，从事“直播卖货”生意较为成功的“90后”商人DNN回忆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来伊尔库茨克的。本着为父母减轻负担的想法，选了俄语专业。读大三的时候，国内互联网短视频平台逐渐发展起来，我跟几个同龄的朋友就合计做直播生意，向国内市场销售俄罗斯的食品、工艺品、日用百货等。正好赶上了好时候，直播间生意一直不错，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

从其讲述中可以看出，与过去老一辈华商不同，华商子代不是将国内商品贩运到俄罗斯销售，而是将俄罗斯的商品、百货返销到中国市场，从而拓展了一种新的跨国营销模式。结合访谈内容可知，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几个年轻人实际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工：其中一人负责直播策划、设备调整以及账号日常运营，一人负责具体的直播工作，另外两人负责组织货源、线下发货等事宜。当然，为了提高直播间的名气，他们会选用一些激发大众好奇心的文案做直播话题，譬如“俄罗斯人每天都要吃的两个东西”“这才是俄罗斯人最喜欢的食品”等。在直播过程中，他们会不定时发放限时专享红包，推出前500名顾客享受8.9折优惠等福利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即便在不直播时，他们也会定时更新账号动态，主要介绍俄罗斯文化的情景小剧、新品介绍、收发货物情况等，维持账户的日常曝光度。

无论是从事跨境电商生意，还是做直播卖货，“子承父业”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开拓新的经营模式或新业态，进而不断为家族商业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源于他们具备了几个先决条件：首先是华商群体的前期积累。经过多年努力，在俄华商已拥有一条“运输—销售—存储”的跨国产业链，进而为子代成员的经营活动提供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其次，随着国内互联网与移动通讯等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众多直播、短视频平台也大量涌现，为在俄华商由线下零售转为线上销售提供大环境支持。再次，中俄跨境电商市场的发展与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为新生代年轻人开拓新业态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特别是近年来，中俄两国签署了多项助力跨境电商的合作协议，不断加大对电商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互联网+互市贸易”与“互联网+边民创业”等边境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在此背景下，诸如访谈对象DNN这样，一边开网店一边做实体生意的华商子代越来越多，“虚拟空间”已然成为他们跨国经营的新渠道。

三、另起炉灶：在俄华商企业的代际发展及其新趋向

通过对华商子代发展情况的调查可知，较之父辈，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或正在跳出“舒适圈”，选择前往社会劳务大市场自主择业，如从事跨境旅游、木材加工等生意，从而完成了从族裔劳务市场向群体外部劳务大市场的代际跨越式发展。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迈向外面”

具体而言，他们大都在全新的商业领域中实现了自主创业，或是与老乡、朋友合伙创办公司，或是在同学、朋友公司中担任要职，其所涉及的商业领域包括跨境旅游、物流运输、双语翻译等。但在华商子代的创业过程中，父辈及其群体内部“强关系”关系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调查对象DSF就是华商子代中自主创业发展较为成功的一位。目前，他与几个老乡合伙，在伊尔库茨克经营着一家中型跨国旅游公司，主要开发“伊尔库茨克—满洲里—哈尔滨—北京”的旅游业务。调查时，他向笔者谈起了自主创业的缘由：

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来伊尔库茨克的。那会（2010年左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来旅游的中国人，我自己也有过数次被咱们中国人拉着问路或充当翻译的经历。大学放假的时候，我索性去兼职做导游赚点零花钱了。后来发现旅游行业很赚钱，就萌生了要自己创业的打算。

结合个案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跨国旅游行业迅速发展，伊尔库茨克市及其附近的贝加尔湖逐渐成为中国游客光顾的热门景点之一。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伊尔库茨克州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国，占该州接待外国游客总量的三分之二。2017年，有13.57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伊尔库茨克州和贝加尔湖，占抵达该地区外国公民总数的64.3%。由于伊尔库茨克州旅游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尚不能满足人数众多的中国游客的出行需求。加之，大多数中国游客的俄语交际能力较差，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了解相对欠缺。于是，很多在线中国商人从中发现了商机，做起“地接社”“车行”等生意。

当然，华商子代选择进入新的商业领域自主创业，自然也少不了父辈的支持与帮助。访谈对象DSF回忆了父辈对自己创办旅游公司的支持和帮助：

刚开公司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什么也不懂。从租赁办公地址到找国内旅行社合作，都是家里人帮着弄的。公司主要是跟国内各大旅行社合作，共同开发从俄罗斯到中国的旅游项目，很多客户也是老乡帮忙介绍的。

正是靠着父辈积累下的人脉与资源，访谈对象DSF得以与哈尔滨、沈阳等地的旅行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伊尔库茨克—满洲里—哈尔滨—北京”中俄跨国游项目。不过，随着生意的发展，华商新一代也结交了新的生意伙伴，建立起新的商业关系网络，并用实际行动“反哺”所在的商人群体。据访谈对象DSF介绍，在接到国内旅游团的时候，他还会帮忙给老乡们介绍生意。比如，旅行团通常会选择入住老乡开的民宿，或是到老乡开的商铺选购物品，这样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折扣或优惠，还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二）到外部劳务大市场开拓新领域

华商子代部分年轻人真正做到了“另起炉灶”，选择到群体外部劳务大市场中开拓新领域。这些年轻人所从事的行业与其父辈职业截然不同，父辈所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源对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作用相对有限，他们大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调研时，曾对笔者提供过帮助的DWZ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他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跟大多数同龄人的经历是一样的，也是在十五六岁时来了俄罗斯。在父母的建议下，我在伊尔库茨克这边读了大学。不过，我对汽配生意并不感冒，也不想去接手家里的店铺。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跑来莫斯科找了份工作，是市场营销方面的，一直干到了现在。

从上述个案可知，华商子代多是在童年或少年时期跟随父母赴俄，并在俄罗斯接受了高中、大学教育。由于受俄罗斯文化与学校教育影响较大，他们更加注重个性发展与能动性发挥。步入社会之后，较之父辈，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到社会劳务大市场中闯荡。就如访谈对象DWZ那样，经过几年努力，不但成了某跨国公司莫斯科分公司的部门经理，还交了一位俄罗斯女朋友，实现了事业与感情双丰收。

此外，笔者注意到，也有少数华商子代选择了“学而优则仕”这条路，他们中有的人当了律师，有的人做了医生、教师。其中，作为“90后”新生代的DFF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据他介绍：

我初中的时候，父母来了伊尔库茨克这边做生意。因为我自小能说会道，父母也有意识带着去各种场合锻炼，练就了好口才。上大学时，家里人都建议我去学法律，这样能为咱们老乡说点话，帮着处理些纠纷。大学毕业后，我就到当地的律所工作了，经常帮着华商处理一些商业和移民纠纷。

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导向与价值观念，特别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并因此发展成为中国人恪守的集体意识。在此背景下，华商子代或新生代年轻人在父母及其家庭的影响下自然地走上“学而优则仕”之路，而这种选择，不仅是个人谋求更高身份和地位的表现，更是其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所在。

总之，华商子代到社会劳务大市场自主就业创业的成功案例，对其他年轻人而言，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激励和示范效应。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自从看到访谈对象DWZ入职跨国公司且发展不错后，其家族中不少小辈也纷纷来到社会“大圈子”中闯荡，他们有的与DWZ一样在跨国公司上班，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则做了医生。经由年轻人外出就业的方式，促使华商群体搭建起了串联群体内部与迁入地社会的关系网络，并借此不断获取新的市场信息、人脉关系、劳动力等资源，进而起到扩展华商群体生存发展空间的作用。

四、社会新气象：华商企业代际承继的影响

随着山西商人子代或新生代的成长，他们不仅实现了“子承父业”，使家族生意更上一层楼，还以其特有的“闯劲”，投身于社会劳务大市场中自主择业创业，不断拓展华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通过在俄华商群体的发展轨迹，特别是企业的代际承继与发展，亦可看到在俄华商在社会关系与交往逻辑、经济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新气象、新动能。

（一）社会交往关系的在地化调适

结合华商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可知，早期的市场经营活动中，华商群体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强关系”构建起来的商业网络，并以此建构起一个“拟传统村落”性质的社会单元，其内部也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有的运行逻辑、文化价值和行为规范。例如，在市场经营中，华商会更多考虑到人情因素，倾向于“酒桌上”谈生意等。遇到困难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亲戚、朋友等“强关系”来解决问题。再如，在日常交往中，华商仍然保持着“内源性”的交际圈子，人情往来更多发生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区分对待“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处事方式与态度。在俄打拼10多年的华商LS这样形容自家的人情往来：

大家都是老乡，在同一个市场开店。谁家有什么事，互相之间都会相互帮忙的。像我家平日做了什么饭，都会叫老乡一起来吃。谁家里有结婚办事的，我们都会随礼。反过来，我家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别人也给我们随礼了。

调查时，很多华商也反映，即便是在生意场上结识了一些伙伴，但是这种生意结识的关系很难带到日常生活中来。访谈对象LS曾坦言，这么多年下来，自己也拥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俄罗斯朋友，彼此之间时常会约着一起游玩，但是与他们交往时总是心里绷着一根弦，不像与老乡之间那样放得开。

而到华商子代或新生代年轻人时，情况则有了新的转变。由于他们大多是在跨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长时间与不同文化人群接触交往，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为原有关系网络中注入同乡、同学、朋友、同行等“弱关系”，从而推动以“强关系”为主导的关系网络，逐渐向以“强关系”为主、辅以“弱关系”的关系网络转变，并因此促使华商群体“拟村落”性质的社会交往关系进一步在地化。比如，在日常交往方面，华商子代积极拓展“外向型”人际交往圈子，主动参加在俄朋友、客户、房东等不同人群举办的聚餐、派对等社交活动。华商子代跨国商人DSP就是这样的例子。据了解，他与几个俄罗斯朋友合伙，在OZON平台上经营着一家大型汽配用具零售店。几个年轻人不仅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平日，他们经常会带上妻子儿女聚在一起开派对、聚餐，这周去你家做客，下周来他家相聚。通过举办聚餐、派对等方式，既可以沟通感情，巩固和发展友好关系，还能够增加对双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而在交往过程中，华商子代也获得了新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不断加深华商群体的在地化程度。

（二）经济结构与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事汽配生意的山西商人从最初在市场摆地摊，以从事零售与批发生意为生，逐渐发展到创办跨国公司、在俄投资建厂，积极涉足旅游服务、农副产品、物流运输等行业，并在多个行业、领域中绽放活力，其经济结构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此期间，许多山西商人逐渐在中俄之间建立起“运输—销售—存储”的跨国式双向产业链条。同时，构成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之间功能各异、分工明确，彼此相依相存，共同支撑起山西商人群体的跨国商业实践。

当然，随着跨国商业实践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新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式不断出现。早期支撑起华商群体经济实践的基础是家庭经营与“同乡同业”策略，这种策略在早期经营、管理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一方面，店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在经营上没有外人参与，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并果断决策。同时，一家人不存在信任问题，可以在记账时不用那么清楚。另一方面，家庭式营商的好处是家庭成员各尽其能，从而减少了对雇工的需求量。就算需要雇佣工人，老板与雇工也大都身兼数职，既是销售员，又当装卸工，从而降低劳动成本。

而随着华商子代的成长，较之父辈，他们更具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在市场经营时，他们更加主动地吸纳社会资本，转变经营管理方式，通过创办旅游公司、国际物流公司，进而推动传统家庭式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与此同时，即便是那些选择“子承父业”的华商子代也在不断更新经营理念，开辟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跨国经营新模式，积极参与跨国市场竞争，不断扩展群体的商业发展空间。

（三）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的显著提高

调查发现，由于受俄罗斯国内政策、华商身份以及主观意愿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一代山西商人大都很难在俄罗斯真正扎下根来，只是把俄罗斯作为淘金之地而非长居之所。很多在俄罗斯居住并生活了10多年的山西商人普遍反映，“自己不得不就像候鸟一样，在中俄之间不断地飞来飞去，说不定哪一天就离开了。”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华商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经营活动中，过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很少去管其他“闲事”。再加上商人跨国经营与社会网络的深度嵌入关系，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更多发生在群体内部而非族际之间，更不用说参与迁入地社会公共事务活动了。

较之父辈，华商子代对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得相当积极，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迁入地的各类社会生活中，并因此加深了华商群体与地方社会的嵌入程度。访谈对象LF就是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代表。LF是LS的儿子，LS是较早迁入伊尔库茨克市场打拼的汽配商人，目前经营着一家汽配店与两家木材加工厂。LF高中毕业后迁来伊尔库茨克。在当地读完大学后，他也选择了“子承父业”。在经营木材生意的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处理华人移民事务。

我家是做木材生意的，总是与当地税务、土地、交通等部门打交道。打交道的对象多了，认识的朋友自然也多。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也愿意搞社交。这边的华商协会看我比较擅长交际，加上家里人都在俄罗斯做买卖，索性吸纳我进了商会做干事，负责商会的外联活动。

访谈时笔者也注意到，像LF这样较为热心且有交际能力的年轻人，在华商子代中并不少见，他们大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地方公共活动中，自发成立或加入各类华人社团，在推动当地华人群体与主流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当遇到一些难以解决且官方不便出面的问题时，华商子代年轻人及所在的华人社团便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妥善处理，充当华商与当地社会沟通交流的媒介。这些做法不仅为华商营造了良好的群体形象，也推动了华商群体的在地化调适，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五、结语

通过对跨国经营背景下在俄华商企业的代际承继与发展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华商企业在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经历了明显的代际承继与向上流动的过程，并呈现出一种由族裔内部劳务市场就业创业，向外部劳务大市场择业发展的新趋向。这种代际承继、拓展与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俄华商群体及其社会发展的新动向。30多年来，在俄华商从无序到有序，从草创到成熟，在多个行业、领域中展现活力。在此期间，他们实现了从农民到跨国商人乃至跨国企业家的身份与阶层蜕变，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俄罗斯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并努力参与到当地社会公共事务中，积极营造良好的中国商人新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俄华商、特别是华商子代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必须看到，大多数在俄华商的跨国行动是以草根为主的底层迁移与就业模式，绝大多数在俄华商仍从事着低附加值、依靠廉价劳动力的行业，支撑起商业实践的底层结构，仍是家庭经营与“同乡同业”策略。加之，俄罗斯并非传统移民国家，对外来移民群体持“有限宽容”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导致了大多数在俄华商仍处于“跨国旅居”状态，也使得华商群体及其社会组织尚处于成长发育状态中，具有很大的变数和不可预知性。因此，未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在俄华人华商新移民群体及其社会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中俄两国政府与民间积极不懈的共同推动与支持。

摘自：孙晓晨：《俄罗斯华商企业的代际承继与发展——以伊尔库茨克市的山西商人企业为个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